事权划分遵循三大原则，分别是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、信息复杂性、激励相容。三者的共同主题是处理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与冲突。——兰小欢《置身事内》
什么是事权
事权，即做事的权力。各级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做事能力以及做事意愿的约束，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，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在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中，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和信息复杂性影响做事能力；而激励机制影响做事意愿。
对于政府的治理和事权而言，大部分地方部门同时接受“条条块块”的领导。“条条”是指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；“块块”是指横向的、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政府。前者属于业务关系（比如国家财政部vs.地方财政局），后者才属于领导关系（比如市政府vs.市交通局），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定人事任免。
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
地方行政区划的首要影响因素是“外部性”。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，是指行为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，比如走在一个狭窄的人行道上前面的人喷云吐雾地抽烟，走在后面的人不得不吸二手烟，这就是负外部性。对于地方的事权，即一件事是否应该地方做主，需要从外部性的角度考虑，即地方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外部，如果不影响，则本地全权处理；否则就需要上级出面协调。
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，如国防和公园，这种公共服务是典型的正外部性，并且一旦生产出来，使用的人越多、成本分摊的越少，越划算，这就是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。但是公共服务的影响范围不是无限的，比如海淀区的公园对于常住在大兴区的居民就太远了，所以公共服务需要多次提供，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。
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需要考虑人口密度、地理条件以及文化差异。人口密度越多的地方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密集，所以行政区域需要按照人口密度来划分，而不是单纯的地理面积，这一点从新疆、西藏与东部省市的面积对比就可以看出来。此外地理条件（比如高山、大河的地界）、民众聚居形成的文化差异（比如方言、习俗）也会影响行政治理的难度。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“三不管地带”，这类区域位于两省边界，经济发展普遍落后，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非边界地区，体现省份在配置公共服务和资源时优先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区域。
信息复杂性
具有信息优势，也意味着具有决策优势（判断和左右事情该怎么做），信息优势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。虽然理论上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领导权和干预权，但在实际办事时，下级对于具体事务的信息掌握通常更为全面，甚至是上级的认知来源。
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，包括上级向下传达，下级向上汇报，平级之间沟通，而会议和文件（或文档）就是信息承载和传递的方式。作者形容为体制内“文山会海”，但是感觉在互联网大厂也有这样的特点，只不过一般被描述为“对齐”，包括目标或需求对齐、标准对齐、认知拉齐等等。
信息的复杂性体现在很多情况下没有特别明晰的标准，事情要做到什么程度、什么样才算好、搞砸了谁负责等等。说不清的情况很多时，处理方式是一把手全权负责，这会导致权力向个人集中，进一步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。
激励相容
激励相容，是指一方想做的事，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。上级政府想做的事情一般分成两类，一类是比较具体、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，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；另一类是比较抽象和宽泛，只有大致目标，不知道具体实现路径，需要下级主动探索、发挥创造性。上下级的目标和能力不同，要让下级完成上级目标，就需要设置有效的激励机制，上级政府给地方放权，既要让地方负责，也要与地方共享发展成果。
这一点感觉不只适用于体制内，对于一般的工作场合，需要完成的事情也大体分成两类，具体明确的常规运营事项（偏执行）和模糊的新项目（偏探索）。激励机制就是有效的reward，有效的激励才能利用好已掌握的或潜在的资源、形成多方共赢的局面。